大洼里的母亲作者：张福顺跟着母亲第一次去县城赶集时我只有七岁。早晨，我欢蹦乱跳地和母亲出了村，沿着运河堤一路向北，我欢跑着，把母亲落下很远。母亲担心地在后面不停地喊我，我停下来，观望着周围陌生的风景。一会儿，母亲背着筐子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，筐子里有一个纸罐，里面盛着积攒的鸡蛋，上面码着几梱大葱。我仍然是跑一会儿，停一下，临到城边上才缩到母亲身边，一步一趋地跟随着母亲。 集市的街两边，赶集的人们早己经把东西摆得严严实实，母亲只好擦着汗站在后面，等别人卖完了才把大葱、鸡蛋摆下。对于集市上的喧淆我很好奇，更有杂耍叫卖者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，更是强烈地吸引了我。我不顾母亲的叮嘱，一下子钻进了涌动的人流，被摩肩接踵的人流裹挟着越走越远，不禁害怕起来。这时，在嘈杂的人流里隐约听到母亲的呼喊，我循着母亲的声音拼命挣扎，待到母亲跟前，她一把拉住我：“你个小鬼儿，跑没了就见不到妈了！”紧接着一巴掌打到我的头上。母亲卖完了葱和鸡蛋，换回了四块多钱。 赶完集已近中午，回到了家，她忙着给猪喂食，然后拿着饽饽边吃边出了家门，她还要去大洼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。 我的父亲在我三岁时故去，母亲是家中唯一的顶梁柱。她瘦小的身材，额头的皱纹里凝着期待。她不喜欢串门儿，就连夏天傍晚邻居的婶、嫂们纳凉闲聊的人堆里也从没有她，我常想，如果母亲在这人群里，一定是缩手缩脚的不自然。她白天忙、晚上也忙，她坐在灯下缝缝补补，捻线，洗衣，屋里屋外收拾得井井有条。 母亲唯一串门儿，就是求人给关心帮助我们的亲戚写信，我跟着母亲去过村南严老师家。严老师文雅端肃，他放下书，怔怔地望着母亲：“还那样写？”“是还那样写！”母亲答应着：“你就写今年洼里庄稼收成好，麦子、棒子生产队给我们分了很多，结算也拿到了钱，粮食够吃，钱也够花……。”回家的路上黑夜迷蒙，母亲不言语，我默默跟在她身后。 村庄依傍着运河，村外田畴交错，高低参差。再往东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洼。大洼深处离村有八九里地，通往大洼的土路雨天烂泥如膏，晴天坑凹不平，其间又有沟棱窄路曲折环绕。 大洼里长满了辛酸，也长满了希望。 我的母亲就常年劳做在这片大洼里，她和男社员们一样挖条田、锄地、割麦子、收秋…… 当时生产队的物质分配是“人五劳五”，即粮食、油料、瓜菜、柴禾等生活物品的分配，按照工分和人口各占一半，劳动力多，分的多，人口多分的也多，反之，劳动力少、人口也少的人家分配就成了反比，生活状况也随之很差，我们家就属于人口少，劳动力也少的人家。每年生产队结算把分得的东西折价后，我们家还要倒给生产队钱。每年一到结算，母亲就一愁莫展，只好把积攒的粮食卖了，换了钱给生产队。粮食、现钱接济不上是常有的事。为了多挣工分，姐姐十二岁就参加了生产队劳动，哥哥十六岁就报名参加了“根治海河”的大军。 有一次哥哥捎话跟家里要一块钱，缝补鞋子，家里没钱，母亲正忙着手中的活计，一时间慌乱起来，尴尬茫然地急急出了屋，很长时间才回来，擦着汗，把一块钱递到哥哥托负的人手里。我至今在想，母亲每次出门借钱借粮时，是怎样的哀怜和乞求啊？当时生产队也很同情我们家的困难，给我们家申报了“救济户”，姐姐后来成为共青团员，她思想积极，一再反对家里吃“救济，”不久姐姐出嫁了，家里又缺了一个劳动力。那时，人们对于接受“救济”看成是很不光彩的事，也遭人白眼。母亲也因此生闲气，她在生产队里干活勤勤恳恳，被选为妇女小组长，在洼里干活时，一个刁蛮的妇女锄地潦草、敷洐，还故意少锄一垅甩给母亲，母亲批评她，却遭到污言秽语恶毒地谩骂。母亲不会灵牙利齿地与之恶语相向，只是忍着，可最后还是被激怒了，吓得对方目瞪口呆，回到家后，她气鼓鼓地叼念：“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。”出门奔向了村外，我诧异地跟在母亲身后，却见母亲扑倒在父亲坟前放声大哭。那一刻，我恍然懂了很多事，原来母亲让严老师写的信都不是真话，从那一次起，母亲也决意不再接受救济。 1972年秋，我被母亲送进了村小学读书，我成天和小伙伴们在村里村外疯玩的岁月逐渐告别。而最让我苦恼的是每每放学回到家，大门总是锁着。尽管母亲把钥匙已放在了门槛里，我依然像没了魂一样去村外找母亲。而每次都在暮色笼罩的田野里，看见她背着山一样的一筐柴草，或一筐猪菜沉重地朝家走来。 生活任何时候都是与压力和困难的挑战，母亲的坚韧、刚强使我至今都深感敬佩和惭愧。 有天放学回到家，令我高兴的是门没有锁，我兴奋地一边喊着：“妈！”一边闯进了屋，却见她蹙着眉头，绻曲在炕上。我知道这是母亲的胃病又犯了，她的病是幼时断奶早，以喝高梁面茶汤充饥，把胃口喝坏了，落下了病根，身体也因此消瘦病弱。望着母亲难受不堪的呻吟，我心里很担心，出去给母亲请赤脚医生，而病情稍见好转，她就又去洼里劳动了。 苍茫的大洼是庄户人的根，更是母亲生生不息的憧憬和希冀。 秋冬之交的傍晚，那天，母亲令我意外地散工后回家早，对迈进门的我说：“饭已做好，你吃完写作业，我去拾趟柴禾。”将入冬的季节，天黑得早，母亲背着筐子出了门，夜色也悄悄降临了。我写着作业，心里总想着母亲，已是夜里九点了，她还没有回来。外面有瑟瑟风声吹落院子里枣树上的枯枝败叶，发出怪异的声响，似乎屋子里也有响动，我很害怕，决定去找母亲。我快步地冲出屋子，跑向了漆黑的村外。一边大声地喊着：“妈！”一边奔向大洼，夜色笼罩的洼野一片昏暗阴森，幽远的深处黑魆魆似人一样的东西使我更加恐惧，脚下像触电一般飞奔，突然，在北侧不远处，有一座新坟白花花似乎在动，我霎间被吓得汗毛直竖，脚步慌乱得没了知觉，喊声变成了哭嚎，向东飞跑。这时，一条河竟然横在了脚下，正在我绝望哭喊时，隐约听见了低微的回音，“妈在这了！”我逡寻着声音向前张望，只见一团黑影在河水里慢慢向岸边移过来。我迎着黑影跑过去，看见母亲背着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，身子被压弯着蹚过了近腰深的河水，然后用手里的耙子拄着地一步步爬上河坡，我见到母亲后，顿时跺着脚大哭着发泄着满腹的恐惧、和委屈。母亲赶忙蹲身放下筐子，“别害怕了，妈这不在这吗！”一边安慰着我，一边反复地弯腰，双手做捧物状，一遍遍从地上捧到我的头上，再反复地抚摸。回家的路上，她身上滴着水，鞋子里发出叽叽的水声。 原来是母亲白天散工后，望见北面邻村地里，有一片刚收割完的棉花地，地里落满了棉花叶子，里面有零星的棉朵残瓣，还有极少的棉球，这一发现让她很惊喜，又怕被别人抢了先，于是才决定晚上来挠棉花叶子。母亲喘着粗气，语气中有些兴奋：“我把棉花叶子都挠成堆了，明一大早再去背。”我想问母亲，自己在洼里怕不怕？可没有说出口。早晨醒来，母亲不在身边，而院子里堆满了山一样的棉花叶子。晚上，母亲把烂棉花叶子用簸萁一下下弄进屋，在灯下沙里淘金一般细心地挑拣着里面少的可怜的棉瓣、棉球。一个个漫长的冬夜，她总是忙到过半夜才睡。棉花、油料当时是需要凭本供应，那年母亲把择好时棉花送到加工做坊，弹成棉絮，把其中的棉籽榨油就榨了三十多斤，母亲把棉花，油卖到集市上，每次赶集回来都带着疲惫的笑意。 那一年，在母亲的努力下，我们家有了一个丰收年，她养了两头猪也出栏了，哥哥出海河后成了整劳力，再加上母亲省吃俭用地积攒，在1973年盖了三间土坯房。 为了生活，我的母亲毕生都劳作于大洼里，一个个春夏秋冬，她的身躯由青春挺直，变成佝偻的老妪。后来，生活逐渐变好，我们也各自成家。让我们的母亲安逸无忧地颐养天年，是我们应尽的孝敬。可是，劳动惯了的母亲却总也闲不住，始终保持勤劳节俭的秉性，并且总惦记着我们的生活，帮我们里里外外地干这干那，见院子里有落进砖缝里的粮食，她弯下身子蹲在地上用钱丝，一粒粒抠出来，洗净晒干，吃饭时，孩子们掉落旳饭渣，她用手一抹放进嘴里，甚至不顾我们的反对，去地里为我们拾柴禾。 母亲是不惜成灰的蜡烛，母亲是筑巢不倦的劳燕。 一天，母亲刚收拾完院子，突发脑溢血，这让我们措手不及。尽管我们已料到母亲最后的结果，我们仍不断地求医救治，悉心照料，祈盼有奇迹在母亲身上发生。为了唤醒母亲木然的意识，我的新房装修好后，我背着母亲转遍了房间，院子的各个角落，可她的眼神仍旧痴呆没有反映。我望着己瘦成骨架的母亲，心里涌起一阵难言的酸疼，泪水止不住流淌，我的母亲已成了木偶人了啊。一年后，我们难以接受的事实还是发生了，母亲在寒冷的冬月，带着一身的病痛离开了我们。 我可怜的母亲劬劳一生，独自似柔弱的双肩承担了太多的不幸，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和委屈，最后又葬于她曾经付出血汗的大洼里。十几年了，每次来到母亲的坟前，点燃烧纸，俯身下跪的那一刻，我都眼含热泪，攒了一肚子的话想和母亲说，却说不出来，说出来母亲也听不到了。

张福顺，结业于北京鲁迅文学院，现为静海区作家协会会员，曾在《文泽》《新作家》《天津日报》《农工商时报》《书法报》《静海文汇》等报纸刊物上发表小说，散文多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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